萧红与电影(2)

1937年9月，在她和萧军离开上海之后的所有相关资料中，都没有看电影的记录，但她驻足过的城市都是现代化的大都市，青岛、武汉、重庆、香港都有大量的电影院，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应该是有看电影的机会和条件的。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应该是她看电影最密集的时期，这是她艺术观形成与成长的关键时期，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二

鲁迅对电影的评价是不高的，但两萧显然不以鲁迅的观念为然，他们很早就想涉足电影的创作，到了上海以后，朋友圈中也不乏电影人，比如在明星电影公司任编辑的姚克。

1936年11月24日，萧红在东京写给萧军的信中，开篇就说：“我忽(然)想起来了，姚克不是在电影方面活动吗？那个《弃儿》的脚本，我想一想很够一个影戏的格式，不好再修改和整理一下给他去上演吗？得进一步就进一步，除开文章的领域，在另外抓到一个启发人们灵魂的境界。况且在现时代影戏也是一大部分传达感情的好工具”[2](P33)。据萧军在信后的注释，《弃儿》是他在哈尔滨时期偶然写的一个电影剧本。网上有人说萧红曾经参与过电影创作，她有一篇自传体的散文名字也叫《弃儿》，但那是记叙自己陷身旅馆生产前后的经历。《弃儿》的题意可两解，一是她叙述自己不得以抛弃孩子的悲痛经历，二是指涉自己被娘家和婆家共同抛弃的孤儿处境，两部作品内容风马牛不相及，误读或是由此而来。萧军在注释中说，他也没有接受萧红的建议去找姚克。但可见，她确实是有涉足电影创作的念头，只是天不假年，没有机会实现。

萧军写作《弃儿》或许是为了回应萧红的《弃儿》，以左翼意识形态编码讲述更惨痛的人生悲剧，大约也有与商业娱乐片抗衡的意图。他们为生计多次去接洽应聘为电影院画广告，但都以失败告终，萧军愤怒地说：“真他妈的！有什么劲，只为着四十元钱，就去给她们耍宝！画什么广告？什么情火啦，艳史啦，真是无耻和肉麻！”②可见对商业电影的梦幻骗术，他们是抵触的，虽然为了生计，他们后来还是去给金剑啸当副手，并且因画作不合要求而被辞退。这件事对萧红刺激很大，先后写了两次，第一次名为《广告副手》，收在她与萧军的合集《跋涉》中，第二次名为《广告员的梦想》，先在1936年3月1日《中学生》第六十三期发表，后又收进《商市街》。相对于迎合人们欲望的香艳故事片，萧军的《弃儿》是一个社会剧的套路，符合电影观众移情的需要。

萧红与萧军获得当广告副手的机会得益于金剑啸，因为他忙不过来而请他们帮忙，可得二分之一的酬劳20元，萧红后来又在他创办的天马广告社当助手，为他编辑的地下党刊物《东北民众报》刻过钢板。1934年春，他们还计划一起逃出哈尔滨去上海，后因金剑啸妻儿无法安置而作罢，可见他是两萧哈尔滨时期志同道合的密友。金剑啸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后改为“新华艺专”)，读图工系学美术，参加过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在那里当演员，还曾经加入左明等人组织的摩登剧社，与上海演艺界素有来往。这大概也是激发萧军创作电影剧本念头的原因，因为剧本如要想被采纳，在没有拍摄机构的哈尔滨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整个东北都没有故事片电影制造业，满洲映画晚到1937年才正式成立，他的剧本只有由金剑啸推荐给上海的影人朋友才有希望被拍摄。

萧红和萧军1933年11月初到上海以后，很快就与鲁迅联系上了，并迅速进入了左翼文化人圈子，1935年11月初，他们就成为可以随便出入鲁迅家的常客。在1930年代第一个把《打渔杀家》翻译成英文介绍到海外的姚克也是鲁迅信任的人。他用英语翻译了《中国现代小说选》，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新文学，在未谋面之前，他的工作就受到鲁迅的激赏。认识之后，姚克还受鲁迅密托，为萧军与萧红的书寻找出版资助，应该是两萧在上海来往的文人中比较可靠的熟人，都是鲁迅圈子中的核心人物。萧军注释萧红的信笺中，仅仅轻描淡写地介绍了一下姚克的身份：“姚克那时曾经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从事过编剧，好像和欧阳予倩合作过一部片子，名为《人面桃花》还是《桃花扇》记不得了。”[2](P95)这和他注释时的政治气候有关系，1980年，姚克作为著名“卖国主义”电影《清宫秘史》的编剧侨居美国，又有与上官云珠的一段婚姻旧事，加上1979年他著文公开了与江青和姚文元的亲族关系，政治身份尚处于危险的暧昧中，中共中央组织部是1981年3月才为姚克编剧的《清宫秘史》平反，了结了一段公案。出于各种禁忌，萧军淡化与他的交往，并特意强调没有去找过他，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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