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领导下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和壮大(2)

在三大影片公司的带动下，其他影片公司继起响应。据夏衍回忆，从1932年起，不到一年的时间，电影界就拥有了一批相当可观的新生力量，“一方面是许多‘剧联’成员参加了电影工作，如郑君里、金焰、王人美等加入了‘联华’，沈西苓、司徒慧敏、柯灵（高季琳）、王莹、陈凝秋（塞克）等加入了‘明星’，同时，我们和程步高、李萍倩，田汉和史东山、卜万苍、孙瑜、蔡楚生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④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34页。 可见，在中共领导下，左翼人士与影片公司合作，促使大多数电影企业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共的电影主张和创作思想，中国电影企业的制片方针由此发生巨大变化，以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反抗侵略为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影片中得到充分体现。

共产党人、左翼人士与电影界进步人士的密切合作，为推动左翼电影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33年2月9日，左翼文艺工作者和电影界进步人士在上海联合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号召电影工作者“亲切地组织起来”，开展“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建设“新的银色世界”。⑤《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宣言》，《晨报》1933年3月26日。 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正式开始。

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后，为落实“剧联”的《最近行动纲领》和中共电影小组制定的推动进步电影的具体方案，将开展进步电影评论视为推动左翼电影发展的重要举措。电影评论与电影艺术相伴而生，电影评论一方面面对影片，要求成为“电影的良知”，电影艺术家能够借助影评，对电影自身产生自觉的评价意识；另一方面面对观众，要求影评能够提高观众的电影文化修养，丰富其艺术情感。

在中共领导下，围绕当时电影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上海各大报的电影副刊和电影刊物，发表了大量的电影评论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时报·电影时报》、《晨报·每日电影》、《中华日报·电影新地》、《民报·电影与戏剧》、《申报·电影专刊》等电影副刊以及《明星月报》、《联华画报》等电影杂志。一些共产党人和左翼文艺工作者，直接参加了编辑和撰稿工作。据夏衍回忆，当时“主要的影评工作者有王尘无、石凌鹤、鲁思、毛羽、舒湮、李之华等，我和郑伯奇、陈鲤庭、沈西苓、施谊（孙师毅）、于伶（尤兢）、宋之的、聂耳也写了不少影评”。⑥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35页。 王尘无提出了“电影大众化”的创作手法，必须“尽量的把电影大众化”，要以“大众每天接触的人物做主角”。⑦尘无：《中国电影之路》，《明星月报》1933年第1卷第1、2期。 席耐芳主张应“赤裸裸地把现实的矛盾、不合理，摆在观众的面前，使他们深刻地感觉社会变革的必要，使他们迫切地找寻自己的出路。这也是中国电影界的一条崭新的路”。①席耐芳：《电影罪言——变相的电影时评》，《明星月报》1933年第1卷第1期。柯灵呼吁将“现实的真实的暴露”当作中国电影创作的趋向。②柯灵：《影坛杂观》，《明星月报》1933年第1卷第2期。

针对社会追捧的“明星效应”，左翼电影工作者认为当时的电影评论在其中起了不良作用，明星们表面看来风头十足，但在电影制作商的意志强迫和影评人的肆意批评下则始终处于弱势，“在一两年之前，‘电影批评’只是一种宣传和广告的延长，直到现在为止，一部分剧作者和影评人还将影评当作一种私人感情的馈赠”。③韦玉：《影评人·剧作者·与观众》，《大晚报·火炬》1934年11月5日。 左翼影评者在规劝女明星自爱的同时，对她们的形象予以维护。当时有一组名为“我假使是个女明星”的漫画，配以旁白对女明星极尽讽刺之能事，作者的恶意不言而喻。左翼影评者对此给予了回击，指出该漫画的作者足以代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看法，“把女明星和从前的‘髦儿戏子’等量齐观，以为演戏演电影都是一种不甚高尚的职业，便对她们无形中带了若干的轻蔑”，这种成见致使“漫画特辑里面的作品，消极的讽刺，就远过于积极的鼓励”，呼吁影评工作者“为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进步，严格的批评和指摘是必要的；但一方面也不应该抹杀了她们中间的进步性，更重要的是，多注意一般化倾向，少吹求私人的生活。——这就是所谓‘大处着眼’！”④亦新：《“假使我是女明星”——读画有感》，《明星》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3期。

左翼人士开展的进步电影评论，对于纠正电影评论中的偏颇现象，引领中国电影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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