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领导下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和壮大(4)

综观左翼电影运动的电影创作，其在初期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编剧方面，到国防电影创作时期，则造就了一支由编剧、导演、演员，乃至音乐、摄影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左翼电影队伍，左翼电影已成为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共在电影界的影响迅速扩大。

电影明星出现后，制片人为了在观众中制造能谋取高额票房价值的偶像，专门起用和培植有号召力的明星占领银幕，并动员宣传机器制造偶像。一些编剧和导演也依附于明星偶像，为创造更高的票房而创作。这种现象在西方电影大国尤其是美国蔚然成风。1930年代中国电影界亦效法美国，好莱坞“明星制”传入国内，诸如“电影皇后”选举、“标准美人”加冠等活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⑥《中国电影大事纪》（四），《电声》周刊1934年第3卷第25期。 “明星制”在其发展初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中国电影培养了一批知名演员，但由于过分追逐商业利润，它所带来的“明星效应”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反应，不利于电影新人的培养和电影艺术的进一步提升。

左翼人士入驻电影界之后，很快意识到“明星制”的弊端，认为电影要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只能废除“明星制”，而选用新人即是有效的方法。他们开始从戏剧界选拔新人进入电影界。洪深在总结1933年电影得失时，提到“新人，新作”，尽管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未扩及整个电影界，但他对此种现象予以肯定，“在这个‘中国电影年’里面，能和澎湃的电影热相呼应，我们理想中应该有大群的新人的出现……在这一年之内出现的新人，有《女性的呐喊》中的王莹，《挣扎》中的刘炳华，《铁板红烛泪》中的陈凝秋等等”。⑦洪深：《1933年的中国电影》，《文学》1934年第2卷第1期。 而洪深文中提到的新作均是左翼电影运动初期的代表影片。

前文提及电通公司摄制的四部影片，从编剧、导演到主要演员，几乎都是电影界的新手，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更加鼓舞了左翼电影工作者废除“明星制”的信心。他们对于电影公司单纯从商业利益着眼，反复起用知名演员的做法进行了尖锐批判，指出，“一个所谓大导演大明星占据着的影坛，一切离开‘名’导演与大明星即不足以资号召似的。自从这个‘定例’第一次为一队新的战士所破坏，电通公司以全部新人摄制《桃李劫》而获得了广大的观众底赞誉之后，这使某一些短视的制片者对于自己平日的信仰不免动摇起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以提携影界新人及创造艺术新生命之任务的电通底出现，正是使每个开心电影文化运动之前途的人们，万分兴奋的事。”⑧唐瑜：《望众·破例》，《电通》1935年第1期。

对于影片中演员的排名问题，左翼电影工作者也作了破除“明星制”的尝试。“过去制作者对于一部新片排名的问题，不是视察演员的成绩如何或所任角色的轻重而判定，也不是以演员出场次数的多寡为排名的标准，只是在‘生意眼’下以演员中谁的名气大与谁的观众最多为排名的先后，‘明星制度’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而根深蒂固的奠定了它的基础的”。①潘培元：《关于明星制度》，《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1期。 沈西苓导演的《上海二十四小时》和史东山导演的《人之初》，均是以演员姓氏笔画或出场的先后顺序对演员进行排名，田汉编导的《民族生存》，“影片中没有主角和配角之分，每个演员都有充分的表演机会，这在过去的中国影片里，也是很少见的”。②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第274页。

综上，左翼电影工作者对废除“明星制”作了种种尝试，应该说，他们的努力给电影界带来了新气象。但作为电影公司暂时的受雇者，电影企业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运用新人需要电影商冒投资风险，电影的投机性让制片商避重就轻，因而“明星制”终究未能发生根本改观，依然是当时电影界的主流。

1930年代左翼电影的兴起和发展壮大，得力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左翼人士与进步电影工作者的交往合作，为电影界输送了新人，壮大了左翼电影的力量；通过开展进步的电影评论，提升了电影的理论层次；通过组织进步的电影创作，唤起了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并通过选拔新人进入电影界，试图革除“明星制”的弊端，使中国电影走上健康向上的发展道路。左翼电影运动对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表现传统和创作观念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学者指出：“左翼电影运动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巨大，它改变了电影创作的趋向，使20年代受纯商业潮流左右的电影，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进步之路，电影不仅仅是娱乐消遣的认识被电影人所接受。中国电影自30年代开始和进步的社会主流相呼应，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③周星：《从疏离现实到批判现实的发展路径——1905-1949年中国电影现实题材综论》，《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第102页。

文章来源：《电影艺术》 网址: http://www.dyyszzs.cn/qikandaodu/2021/0329/7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