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领导下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和壮大(3)

电影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是左翼电影运动的重头戏。一批具有新题材、新思想、新内容的影片陆续涌现。1933年被喻为“中国电影年”，这一年拍摄的影片达66部。著名电影评论家洪深将这些影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反帝为题材的作品，第二类是“反对封建体制的作品”，第三类是“暴露（现实问题）的作品”。而在第三类作品中，他称颂“陈瑜编剧、卜万苍导演的《三个摩登女性》，丁谦平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孙瑜编剧、导演的《天明》，和蔡楚生编剧、导演的《都会的早晨》”，是电影中的“几颗强烈的炸弹”。他还推崇1934年即将推出的“一群清新的影片”，如孙瑜的《体育皇后》、蔡楚生的《渔光曲》、陈瑜的《民族生存》、沈西苓的《上海二十四小时》等等。⑤洪深：《1933年的中国电影》，《文学》1934年第2卷第1期。 这些影片大多贴近社会生活，关心民族命运，呼唤时代精神，进步影评工作者渴望的对“现实的真实的暴露”在电影作品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34年，中共电影小组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夏衍、田汉负责电影创作，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并有袁牧之、许幸之、孙师毅、周伯勋、吴印咸、杨霁明等人参加主要工作。⑥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第88页。 同年12月，完成了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主题曲《毕业歌》传唱全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1935年初，拍摄了《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特别是描写知识青年走向民族战场的《风云儿女》深入人心，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家喻户晓、广泛流行的革命歌曲。这四部影片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文艺阵地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华北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1936年1月27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标志着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进入了创作“国防电影”的新阶段。⑦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第416页。 左翼文艺工作者和电影界进步人士一方面在报刊上就国防电影的根据、意义、内容、任务及拍摄等问题展开理论探讨，提出国防电影应“为神圣光荣的民族战争服务”，⑧郑伯奇：《谈国防电影》，《电影画报》1936年第33期。 担当起挽救“民族危机”的“战斗任务”，⑨孙逊：《在血腥的国耻纪念日，我们要求“国防电影”的生产》，《大晚报·每周影坛》1936年5月8日。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创作。

1936年7月，在中共电影小组支持下，明星公司进行改组，恢复编剧委员会，由阳翰笙、阿英、郑伯奇、唐纳等为其提供剧本，决定“立即从事国防电影的摄制”，“在民族危机万分深切的中间，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内尽一点救亡图存的微劳！”①明星公司“革新宣言”，《明星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1期。 《生死同心》是明星公司改组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以大革命为背景，刻画了革命者的英勇形象。田汉评论：“看到《生死同心》这样以中国民众艰难困苦再接再厉组织反帝反军阀斗争的英勇壮烈的故事为题材的影片，是非常使人意远，使人气壮的。”②《〈生死同心〉南京》，《民报·影谭》1936年12月5日。 继《生死同心》后，明星公司又拍摄了堪称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前者“描写了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三十年代的青年们的苦闷，和他们的最后觉醒，走向抗敌斗争的时代要求”，后者的插曲《四季歌》，以优美的民歌曲调，“曲折地唱出了东北人民家乡沦陷、流落他乡的痛苦和哀思，表现了他们要求抵抗日寇侵略的希望”。③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第439页。 《马路天使》公映后，在当时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④黎明：《评〈马路天使〉》，《大公报·戏剧与电影》1937年7月25日。

联华影片公司也推出了一系列国防题材影片，其中以《狼山喋血记》享誉最盛。该片以狼群影射日本侵略者，用曲折隐晦的方式宣传抗日思想，暴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揭示人民群众的抗日觉悟和爱国精神。正如当时评论所说，影片“限于目前的环境，只得运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在深深明白‘恶畜究何指’的中国人中，这是再明白不过的”。⑤尤兢、尘无、鲁思、凌鹤、怀昭等：《推荐〈狼山喋血记〉》，《民报·影谭》1936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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